1845年8月，伦敦出现小范围的霍乱疫情后，埃德加·斯诺医生加入霍乱研究的队伍之中，他通过着名的“布罗德街实验”揭示出了饮用水与霍乱存在联系。

 

　　然而直到1849年8月底，斯诺的结论才以《论霍乱的传播方式》这一研究成果问世。可是，由于他的证据都来源于实例，缺乏系统的理论根基，结果几乎没有人真正相信他的理论。直到1865年，霍乱从埃及传入英国，伦敦东区受害最深，通过对死亡数据的分析，统计总署的威廉·法尔将目光聚集在东伦敦供水公司的客户身上，更多的人才开始接受斯诺的霍乱传染理论。

 

　　斯诺的理论引出一系列问题，含有霍乱病菌的排泄物为何能污染饮用水?人们为何一直在饮用被污染了的水?

 

　　19世纪，大部分英国人的日常用水还来自井水、河水等免费水。从经济承受能力来说，能买得起供水公司水的只有社会中上层，而贫穷阶层只能使用免费的水，这些水主要来自公共蓄水池、私人和公共的水井、池塘、雨水等。

 

　　事实上，无论是穷人使用的井水和河水，还是富人使用的供水公司供水，其水源都来自附近的河流。从中世纪时代开始，英国的某些河流已经成为天然的下水道和排水沟，人们习惯把垃圾和污水排入河流。工业革命后，尤其是利用水力作为动力的制造业兴起后，英国人口和工业日渐集中在河流两岸，增加了河水的利用和河岸的垃圾。日积月累之下，河流污染的状况触目惊心，成为霍乱传播的最佳场所。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均未能逃过被污染的水源。

 

　　找到这个症结后，英国开始通过治理水污染来助力霍乱防治。至此，英国的霍乱防治之路走过了隔离病人的“迷雾”阶段，环境治理也进入到公众视野中。

 

　　推动河流污染治理走向科学化

 

　　19世纪的英国人从霍乱防治经历中明白了水源污染的致命伤害。

 

　　从斯诺的霍乱传播理论可知，治理水污染是防治传染病的关键一环，包括使污染的河水成为无害的、可饮用的水源以及改善供水公司的水质等措施。为此，英国议会出台相关立法治理河流污染，各地也进行供水改革。

 

　　然而，就泰晤士河污染治理与花费问题，各地与伦敦、城市与农村展开了激烈的权责之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泰晤士河伦敦段的污染治理，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泰晤士河的整体状况，反而有可能助长其他河段的污染程度。

 

　　就在人们扯皮推诿时，河流并未停止污染恶化的脚步，此时政府无法袖手旁观。1876年英国《河流污染防治法》问世，这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也是世界史上第一部水环境保护法规。虽然匆匆通过的这部法规在各项条款上存在很大的漏洞和弹性空间，但是至少，很多问题在法律层面得到讨论，河流治理也在一步步地走向科学化。

 

　　1892年，当汉堡地区霍乱流行时，英国穷人依然饮用附近的河水，但没有感染霍乱，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河流污染治理在防治霍乱传播方面的良好效果。

 

　　毛利霞认为，探索19世纪英国的霍乱防治，对于我们更好地处理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