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内滴水未下,天空中仅有的云朵还是来自肆虐着这片不毛之地的沙尘暴。但由于黄河沿着华中华北这片贫瘠的土地蜿蜒而流，一副令人瞠目结舌的景象在地平线上熠熠闪光：翡翠绿般的稻田,数公顷金黄的向日葵,大片大片葱翠的玉米、小麦和枸杞——天空虽残酷无情，但是一切都欣欣向荣。

　　这不是梦幻景象。黄河发源于西藏高原，终入渤海，流程达3，400公里。宁夏北部的这片广袤的绿洲就位于黄河的中点附近。早在秦始皇派遣农民水利工程师为建造长城的士兵修渠种田之时，这片绿洲就已存在了，到现在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沈学祥如今正试图继承这一传统。三十年前，沈学祥被这里似乎取之不尽的水源吸引过来，现年55岁的他还在长城废墟和黄河那泥沙水域之间种植着玉米地。沈学祥在一条灌溉水渠的岸边凝视着蔓延开来的绿田，惊叹着黄河的神奇：“我过去总认为，这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地方。”

　　但是这块人间天堂正在快速消逝。工厂、农田和城市的激增——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繁荣的所有产物正在吸干黄河。剩下的水也正在遭受严重污染。在水渠岸边，沈学祥指向另一种离奇的颜色：血红的化学污染物从一条排污管道里喷涌而出，将水染成刺眼的紫色。他说，汇入黄河的这条水渠曾经满是鱼龟。现在水渠中的水毒性太大，都不能用来灌溉了;沈学祥的两只羊饮用了里面的水数小时后就死了。

　　这些致命的污染物来自沈学祥农田的上方石嘴山市密密麻麻的化学制药厂，而石嘴山市被视为世界上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沈学祥精力充沛、留着黑白相间的平头，他一再向当地环保局请愿，要求停止这种不受管制的倾倒行为。当地执法官员回应说，认为沈学祥的房屋“不适合居住”。执法官员宣称别无他法后，就离任到他本应执法的工业园里寻求一份新的任职。“我们在慢性服毒自杀，”沈学祥说，气得发抖。“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的母亲河?”

　　很少有河流能像黄河这样深深地捕获一个民族的心灵。黄河之于中国，就像尼罗河之于埃及：文明之摇篮，不朽荣耀之象征，既令人恐惧又让人敬畏的自然之力。黄河发端于14，000英尺高西藏高原的神秘源头，流经华北平原。正是在华北平原，中国最初的定居者第一次学会了耕田灌溉，第一次学会了制作瓷器和火药，第一次学会了兴建和埋葬帝国王朝。但是时至今日，中国人所称的母亲河正在走向消亡。污染物浸染、下水管废水污染，再加上设计拙劣而又拥挤不堪的水坝，黄河跌跌撞撞，流到入海口，已是一条奄奄一息的潺潺细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黄河断流过许多时日。

　　这条具有传奇色彩河流的消亡是个悲剧，其后果远远超过了它哺育着1.5亿的人口。黄河的困境同样显现出中国经济奇迹的阴暗面，即环境危机，其已导致任何一个民族生存都不可或缺的一种资源的短缺：水。

　　水在中国总是非常宝贵，因为中国的水资源总量与美国大致一样，但人口却接近美国的五倍。干旱的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尤为尖锐，这里居住着中国近一半的人口，却仅拥有15%的水资源。历史和地理上的这些偶然因素使得中国暴露在威胁之下;而一系列人为因素现在又将其推向了威胁的悬崖边上。沙漠现在每年吞噬着中国一百万公顷的草地，而全球变暖在使得沙漠提前到来的同时，它又在使冰川后退加速，而这些冰川又供给着中国主要的河流。

　　然而，促成水危机的罪魁祸首莫过于中国三十年惊人的工业发展。中国的经济繁荣以一种无情的对称方式促发了一场程度相当但反向的环境破坏。在成为世界上下一个超级大国的竞赛中，中国不仅毫无节制地把污水排放到其河流和水渠中;它对剩余水源的污染也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以致世界银行警告称会“对子孙后代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这耸人听闻的话，那么考虑一下已经在黄河盆地所发生的事情吧。沙漠的扩散正在形成一个尘暴区，与此相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西进运动所形成的尘暴区就显得相形见绌了。这一尘暴区在降低粮食产量的同时又迫使成百上千的“环境难民”背井离乡。充斥着河道的有害毒素——50%的黄河流段被认为能致生物死亡——已经导致沿岸癌症、出生缺陷以及水生传染疾病病例的激增。和污染相关的抗议活动已经激增——全中国仅2005年一年就有51，000起——而且可能恶化为社会动荡。如果不经遏制，任何一个症状都可能妨碍中国的经济增长并在整个世界市场造成动荡。若将这些症状综合来看，那么长远的影响会更具毁灭性。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清洁水资源的短缺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

　　黄河在华北地区史诗般的旅程是块棱镜，从中折射出中国还未完全展开的水危机。从黄河发源地附近的藏族牧民离开他们祖先的土地到河口三角洲附近默默痛苦地承受着折磨的“癌症村”，这条母亲河以亲身实例让人们明白环境破坏的代价。但是它也显示出这场危机是如何让中国政府——以及一小股环保积极分子——感到震惊并采取行动的。黄河的命运依然悬而未决。

　　坐在海拔近三公里的山脊上，一位面颊红润镶有两颗金牙的牧民眺望着她的家族时代游牧的高原。那是一片令人窒息的美丽景象：夏草覆盖着延绵起伏的群山;成群的牦牛和绵羊在远处的山坡上啃着青草;而在那最突起的地方，一条清澈的浅溪就是黄河的源头。“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那个妇女说道，她名叫娥拉·卓玛，有四个孩子，回忆着她的游牧家庭如何在这里轮流来给他们的600只羊和150头牦牛喂草的。不复存在了，她说道，沮丧地摇着头。“干旱已经改变了一切。”

　　困境的最初信号在几年之前就出现了，当时这一地区的湖泊河流开始逐渐干涸，草场开始枯萎，使得为其动物寻找食物和水源变成一次次马拉松般的征程。中国科学家说干旱是全球变暖和过度放牧的一种征兆。但是卓玛把这种不幸归咎于外来者——成群结队的汉族人——他们在附近神圣的山上铸矿淘金，在黄河源头圣洁的湖泊里捕鱼打捞，这些举动都惹怒了那些神灵。对于她的动物中一大半饿死这一现象，她还能怎样理解呢?由于担心进一步损失，卓玛和她丈夫接受了政府的提议，卖掉剩余的动物来换取每年1000美元的补助金和位于玛多城附近的一个安置点的一座水泥砖房屋。牧民现在被安置了起来，也就没有地方游牧了。 

中国的水危机始于世界屋脊，即中国三大河流(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发源地。冰川和青藏高原储量巨大的地下泉水——称为中国的“水塔”——供应着黄河近50%的水量。但是不断变暖、变干的气候正在使脆弱的生态系统变得岌岌可危。中国气象局称，该地区的平均温度正在升高，而且到本世纪末可能升高多达三至五摄氏度。青海省玛多县原有4，077个湖泊，其中3，000多个已经消失，而且高原沙漠的土丘也在虎视眈眈盘踞在剩余湖泊的周围。与此同时，冰川正在以每年百分之七的速度缩小。短期内融化的冰可能会补给河流水位，但是科学家称冰川融化的长期后果对于黄河而言可能是致命的。

　　为了拯救中国的大河，北京使用世界上最富雄心的播云计划，展现着富含技术性的雨之舞。夏季的几个月份里，炮弹和飞机用银色碘化晶体轰炸开黄河源头上空的云层，这样，水汽就能围着这些碘化晶体聚集并变得足够重并形成降雨。在玛多县，卓玛的家人在夜间被雷鸣般的爆破声惊醒，而供职于气象台的气象学家则称“巨枪”工程正在增加降雨量并有助于补充黄河源头附近的冰川。然而，当地的藏族居民则认为，火箭弹再次惹怒了神灵，干旱将挥之不去。

　　像青海省成千上万名重新被安置的藏族难民一样，卓玛为那种古老生活方式的终结感到悲伤。曾经以牧群多寡来衡量的家庭财富如今缩减为卓玛身上穿戴的为数可怜的几件饰品：三件银耳环，一件石质项链和她的两颗金牙。卓玛没有工作，她丈夫租了一辆拖拉机在当地跑运输，生意不错时，一天能挣三美元。不久前，这个家庭天天荤菜不断;现如今靠面条和油炸面团糊口。“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适应，”她说。“我们还能做什么?”从她那水泥屋里，卓玛仍能看到黄河那银灿灿的源头，但是她与那片河水、那片土地——和她的传统——的联系永远消失了。

　　“你在干什么?”保安质问。“没干什么，”潜伏在造纸厂门外的那个敦实的妇女答道，赶紧把她的秘密武器——一个手持式全球定位仪——掖到她的毛衣下面。保安盯了她一分钟，这位名叫姜琳的51岁下岗工人屏住了呼吸。保安转身离开后，她抽出那个GPS并迅速锁定了这家造纸厂的地理坐标。

　　姜琳是兰州市一家名叫绿驼铃的环保组织的员工。目前她正在依据提示进一步调查那家造纸厂向黄河的一条支流排放未经处理的化学污水一事。类似的工厂在兰州周围有成百上千家，也使得兰州从曾经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贸易驿站变成如今的石化中心。2006年，这里的三起工业泄露事故曾将黄河染红。另一起将黄河漂白。而这次的污染物正将这条支流笼罩在有毒的栗色的阴影之下。姜琳返回办公室后，将把那些GPS数据电邮至北京，然后上传到网上的“污染地图”，供全世界查看。

　　兰州所有的骄傲在于它是黄河沿岸首个也是最大的城市，但是兰州更以其大量的工业和人类废物排放量而为世人知晓。但是，即使是在这儿，也存有一丝希望：第一颗环保主义的幼苗破土而出，或许这是拯救黄河的唯一机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只有一小撮环保组织。今天，包括绿驼铃在内，中国已有几千家环保组织。为了清洁兰州、保护黄河，姜琳25岁的儿子赵忠于2004年成立了绿驼铃之一组织。绿驼铃仅有五名带薪员工，在小规模运营，而且是在来自美国的NGO太平洋环境组织的拨款下维持生存。姜琳说：“绿驼铃这个名字取自丝绸之路上商旅用的骆驼系的保险铃，意为‘生命的信号’”。“据信，这驼铃能给任何一个听到它声响的人带来希望。”

　　历经磨难，北京似乎终于愿意倾听了。经过三十年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后，中国政府开始努力应对其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尽管世界银行估计，环境损害每年会剥去中国GDP中5.8%的比重，但是这一影响不单单是钱那么简单。它也是关乎社会：去年愤怒的市民把不计其数的投诉信汇至政府。不管是拯救环境还是阻止社会动荡，北京已经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在2010年前，降低耗水30%，减少污染排放量10%。

　　然而，尽管其用心良苦，但水危机只在不断恶化，这反映了北京对于对经济增长如饥似渴的省份的失控。知名环保律师王粲发估计“仅有百分之十的环保案件被执行”。无法仰仗自己的政府机构，北京正在小心谨慎地欢迎媒体和草根阶层的积极分子帮忙给地方工业施压。但是过多说出真相也让人们为这些生态斗士感到惋惜。吴艺红是位环保积极人士，去年因为公开发表华中地区太湖的毒藻繁殖而被关进监狱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用刑折磨。吴艺红的处境可能就是环保斗士的命运。

　　回到绿驼铃办公室，姜琳强调绿驼铃和当局的友好联系。她说：“政府始终致力于制止工厂倾倒污染物。”尽管如此，她办公室的墙边排放着些塑料瓶子，里面装满了工厂排放出的水，颜色从黄变到品红——这些样品均因为资金短缺而无法分析。即使是利用其微薄的资源，绿驼铃已经动员志愿者帮忙调查流经兰州的长达24公里的黄河截断的生态状况。他们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隐秘的工作是曝光臭名昭著的污染者。这足以给一个下岗工人一种权力感和意志力。“我觉得自己像个侦探，”姜琳说，对自己从造纸厂死里逃生一笑置之。“但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必须参与其中。污染这个问题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兰州东北两百公里处，黄河穿越了宁夏那片杳无人烟的广袤土地，显露出一个比污染带有更具灾难性的长期后果的问题：水资源短缺。中国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用仅占世界百分之七的淡水养活着占世界人口总数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但水资源短缺在宁夏这里更为严重，这一干裂地区承受着有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干旱。几千年来，黄河曾是宁夏的救星;今天黄河河道正在削弱。在银川市附近，黄河曾经咆哮的水流减小成一条狭窄的水沟。当地人把河水的减少归咎于雨水不足。但是罪魁祸首是农田、工厂和城市的急速扩张而导致水资源的挥霍滥用。

　　可能每一次革命，即使是资本主义革命，都会吞噬掉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挥霍它最为珍贵的资源的速度让人瞠目结舌。当黄河完全断流时，适时的释放水库蓄水避免了近年来尴尬。但是黄河的流量仅相当于四十年前的百分之十。水都去哪儿了?农业抽调了黄河超过65%的水量，而其中的一半损失在开裂的管道和沟渠中。重工业和迅速发展的城市吞噬了其余用水。1985年以前，水在中国是免费资源，即使到现在，水还依然享有很高的补贴，以至于节约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还都是陌生的概念。而且黄河之困仍未纾解：2007年，政府批准了在银川北部、沿黄河500公里的地带安置煤炭开采和化学工业。

　　这样疯狂的经济增长可能很快就成为其一手促成的水危机的受害者。在中国约660座城市中，超过400座城市水资源不足，而其中一百多座城市遭受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长期以来，北京也是缺水，但是由于引黄调水这一政绩工程，北京将在奥运期间储备水资源。)在一个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日益分化的社会里，正是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以及其七亿三千八百万农民——承受着水资源短缺的冲击。

　　水资源短缺已经在妨碍中国的粮食产量了，并引发人们关注其对未来全球粮食市场所带来的冲击，因为在全球粮食市场中，即使轻微的价格上调都可能对穷人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中国前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戏剧性地谈到这一情况：“要么为每一滴水而战，要么灭亡，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孙宝成是一位来自宁夏中部杨河村、久经日晒的37岁的农民。对于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句夸张的言辞。两年前，当他们的水井和盛雨水用的水桶因为干旱而枯竭后，洋河村全体36户人家背弃了他们的村庄，到了不断蚕食的沙漠。他们来到了一个名叫红丝圃的山谷，那里已有四十多万的环境难民因为同样的理由定居下来：那里有水，科威特资助修建的水渠经灌木荒地逶迤而行把山谷以北20公里的黄河之水输送过来。杨河村村民已在混泥土水渠附近的一排单间砖房里定居了下来，打理着政府分给他们的一块块田地(还有每人25美元)，这是中国政府减轻贫困和沙漠化计划的一部分。 

尽管孙宝成仅仅能从这块沙质土壤中收获不多的几个玉米棒子，但是在更多的难民中，他仍憧憬着丰茂的庄稼和财富的增长。“如果我们不离开我们原先的村庄来到这儿，”他说，“我们可能就活不成了。”母亲河又一次赐予了生命。但是考虑到黄河越来越少的河水承受的所有压力，人们不禁会问：在这片不毛之地创建又一个绿洲，对于黄河自身生存的几率有多大呢?

　　毛泽东的口号——“牺牲我一个，拯救千万家”——仍烙在王阳喜的记忆里。像之前的中国帝王一样，毛主席也醉心于黄河整治。黄河几易河道，它那给予生命的力量也释放着破坏性的洪水，由此，黄河长久以来也被成为“中国的恶魔”。1957年，三门峡大型水坝在黄河中游破土动工，包括王阳喜在内的400，000人流离失所。毛主席的口号使他们确信，这是一种光荣的牺牲。“为民族事业出力，我们引以为豪，”现年83岁的王阳喜说，“自那以后，除了悲痛，我们一无所有。”

　　自从大约四千年之前，从传说中夏朝首位统治者大禹开始，征服的观念就一直驾驭着中国自然之路：“得黄河者得天下。”像其他很多时候一样，毛主席又把这说得很极端。毛泽东人定胜天最典型的体现——350英尺高的三门峡大坝——是研究无意识后果的一个案例。三门峡水坝驯服了黄河三分之一的下游河流，将其变成了“中国最大的灌溉水渠”(评论家语)。但是对黄河上游的影响则是灾难性的，而这又源于令人震惊的预见性的缺乏。工程师们没有考虑到黄河庞大的黄沙淤泥(比密西西比河沉淀排放量的三倍还多)，也正是这些黄沙淤泥给了这条河“黄河”这一名字。由于治理淤泥不当，三门峡引发的洪水与其预防的相当，吞噬的生命与其拯救的等同，而且又迫使另一座在建的巨型水坝更改其失误。三门峡当初的建造者之一甚至建议炸掉整个大坝。

　　王阳喜可能会是第一个想担此使命的志愿者。王阳喜原来是位乡村教师，他的家乡桃岭寨位于三门峡大坝以西三十公里处。他一边在家门口剥着棉花，一边回忆着自己的生命历程：每次悲惨曲折经历均由这座大坝造成的。大坝修建期间，王宝成和家人被赶出了这片肥沃的土地，流放到了500公里之外的荒漠里。他说：“大跃进期间，近三分之一的难民死于饥饿。”最后，一半的幸存者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家中。王阳喜现在耕种着渭河和黄河交汇处附近的一块土地。但是即使在这儿，他也没有安全感。暴雨降临，三门峡水库倒流，将污水蔓延至两边的河岸上。五年来，有三场洪水毁掉了他的棉花庄稼，并污染了村庄的饮用水供应。“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王阳喜说。“在这儿没有希望。”

　　和毛泽东的红宝书不同，三门峡很难说是过去的一个遗迹。中国现在自豪地宣称，世界上50，000座大型水坝中近一半在中国——这是美国水坝拥有量的三倍还多——而且还有水坝继续在建。已有20座大型水坝截断了黄河，而且另有18座水坝订于2030年前建成。底层民众对水坝的抵制已经出现，最有名的是对长江上三峡大坝造成的超过百万人的强制移民的抵制，但收效甚微。著名的环保人士马军说，黄河上的水坝尤为有害，因为这些大坝加剧了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的双重威胁。河水的减少削弱了黄河冲洗重质污染物的能力，而正当此时，矗立着的水库使得严重过度使用的河流更加干涸。“为什么人类不能放弃他们开发和控制自然那无情的野心呢?”马军问道，“取而代之，选择与自然和谐共处呢?”

　　答案很简单：北京仍沉迷于经济的增长。经济繁荣已经使几亿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再者，共产党的合法性，乃至其生存，取决于持续不断的经济扩张。中国领导人嘴上说的好听，要用节约和效率作为华北地区长期水资源短缺的解决之道。然而，非但没有把水价提高到真实的市场水平——将铁定缓减群众和大型工业状况的举动——相反，他们选择了另一项歌功颂德的政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为缓解黄河压力而设计的渠道系统耗资620亿美元，将每年从长江盆地抽水120亿加仑，向北输送700公里，途径黄河，达到两个地方。考虑到奥林匹克工程的规模，这也不算惊奇。像三门峡水坝一样，这个工程也源于毛泽东的一个管道输水的梦想。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当中国的其他地区在旱涝中颠簸前行时，肖家店村却拥有着稳定的淡水供应，这得益于其恰好位于距离黄河入海口不足200公里的一条支流之上。但是在那里，曾经的生命之源已经变成致命的毒水。这儿没人愿意谈论袭击过该村的那场瘟疫，但是胸口划有一条刀疤、形容憔悴、名叫肖思珠的农民有他自己善辩之才。那条刀口清楚地显示出，医生试图从这里将吞噬他食管的恶性肿瘤取出。一口一口咬着浸泡过的面包——这是他仅能消化的几种食物之一——现年55岁的肖思珠低声谈论着过往的岁月，当时他的家人感觉，能在位于山东省东部黄河平原的这个水质优良的角落居住是种幸运。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排皮革厂、造纸厂和工厂在上游安家落户，并将废物直接倾倒到黄河里。肖思珠过去常常在村井附近的涡流里游泳钓鱼。现在，他说，“我从不接近河水，因为它臭气熏天、泡沫漂浮。”

　　他回避的另一地方是村外的一片杨树林，这片树林下面的土冢延伸至黄河岸边。过去五年，在这1，300人的小村庄里，超过70个人死于胃癌或是食道癌。而在16个邻村里，亦有一千多人因此毙命。山东省著名的肿瘤学家于宝发研究了东平县的这些村落后，称其为“世界癌症之都”。他说，该地区食道癌的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5倍之多。

　　每年有超多四十亿吨的污水倾倒进黄河，足足占到黄河容量的10%。这些污水使得黄河三分之一的野生鱼灭绝，还使得那长长的河段连灌溉都不适合。现在该人类付出生命的代价了。2007年中国卫生部发布的一份报告称，自2005年以来，因为空气和水污染，全国癌症发病率显著升高——城市地区升高了19%，乡村地区升高了23%。近三分之二的中国农村人口(5亿多人)在使用遭人类废物或是工业废物污染过的水。这样就不用惊奇，为什么说肠胃癌是农村地区的头号杀手了。

　　和污染相关的疾病无处不在，这对于生活在恐惧和羞耻之中的肖家店村民来说只是徒劳的安慰。恐惧可以理解：去年这个村庄又有16人被诊断为癌症病例。然而，羞耻则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尽管政府官员告诉村民，癌症的流行源于饮用了大量有毒的河水，但当地许多人还是相信癌症来自“吃”或是生命力的失衡。据说，这种失衡更常发生在脾气急躁或是品行恶劣之人身上。

　　和多数受害者一样，肖思珠在自己家里默默地忍受了近一年的时间，甚至将自己的症状瞒着当地的医生。自那以后，医疗账单耗尽了他的积蓄，而肿瘤已经使他的声音削弱至低声耳语。既便如此，肖思珠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愿意说出真相的人之一。“如果我们不讲，什么都做不了，”他咳嗽着说，把痰吐进一个塑料杯里。政府最近在11公里外打了一口新井，并派来了几组医疗队。但是肖思珠说，如果不是两年前一位村民向一家中国电视台暗示，政府官员可能也不会注意到肖家店。现在肖思珠只有一个遗憾：没有更早地说出真相。“要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会得救，”他说。

　　几个月过去了，一个新土冢出现在河边的杨树林里。坟墓没有墓碑，只有几根竹棍和一些铝制元宝在微风中沙沙作响。肖思珠来到了他曾长久避讳的地方，加入了他朋友邻居的行列，他们遭同样的水生刺客迫害。他们身后的安息之所俯视着很可能正是杀害他们的河流，难道这是一个残酷的讽刺抑或只是自然的轮回。

　　拯救肖思珠已为时太晚，但是拯救黄河的一丝希望尚存。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国家所面临的危险，现在誓言“要建设生态文明”，每年拨付近2000亿美元的环境经费。但是未来同样也取决于赵忠与她母亲，勇敢的姜琳等普通的公民。还记得姜琳用她的GPS定位的那个兰州造纸厂吗?那则信息在网上披露不久，政府就关闭了那个造纸厂以及另外三十家向黄河支流倾倒有毒物质的工厂。

　　“也许单个人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赵忠说。“但是当人人汇聚在一起，威力就会巨大无比。”
作者布鲁克•拉莫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