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作用凸显、国际产能合作加快推进、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深化以及中国企业的内生需求，一方面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的个数与规模不断增加。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

　　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遇挫的现象又比比皆是。据国资委研究中心、商务部研究院等联合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显示，仅有13%的企业盈利可观，各有24%的企业分别处于持平和亏损状态。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副会长王文利曾这样说道：“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很多目前仍处于亏损的境地。”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相信中国企业绝非所谓的“钱多人傻”，那么出走海外这本经到底该怎么念？

　　业务模式导致欠发达地区为最大客户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投资遇挫的案例亦伴生而出。2011年缅甸搁置中缅两国投资的密松水电站项目，2012年停止了莱比塘铜矿项目；2014年墨西哥取消与中国公司签订的高铁合同，2015年又停止中资商城项目“坎昆龙城”；2015年斯里兰卡政府一度叫停中国企业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以及同年希腊新政府暂停我国参资的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化进程……当国人为中国企业又拿下一单准备击掌庆贺时，往往另一则急转直下的“坏消息”又接踵而至。“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中国企业？”E20环境平台高级合伙人薛涛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依靠的是对外承包工程以及投资。”

　　由于我国在基础设施工程施工与管理水平的巨大优势，据商务部发言人介绍，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营业规模这几年在全球都排名第一。2015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2100亿美元，较2014年增长9.5%，我国对外工程新签第一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目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巩固亚洲和非洲传统市场的同时，拉美已成长为我国第三大承包工程市场。

　　在投资方面，海外并购是对外投资的最主要形式。据《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14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位列世界第五位，然而中国海外并购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多数并购项目的主要投资动机仍然以资源获取和市场开拓为主。根据波士顿咨询的统计数据，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行业，2004~2014年间，能源和资源型并购总额在海外并购交易积累总额占比超过40%，是海外并购占比最大的行业。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优势在于科技含量较低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与管理水平，以及资源类企业较强的实力和较为成熟的海外经营经验和能力。而拥有较大基建需求、资源并购可能性的就是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有较强的政策变动风险。”薛涛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主任杨立强也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海外并购的地区过分集中在文化差异大的发达国家或动荡的发展中国家，行业集中在采矿业等敏感领域，投资主体则以国企为主。地区分布集中、行业分布敏感、投资主体敏感，这三大特征无疑增大了海外投资风险的发生几率。新殖民主义论、国家安全威胁论等负面新闻，虽是对中国海外投资的误解，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道国的担忧和疑虑，以及中国海外并购面临的尴尬。”

　　国企、民企的不同

　　“在环保圈，做技术的全部民营企业。放眼全行业，除了个别行业国家的科技投入能够有效地垄断，如高铁、大飞机、大火电能够实现国有企业的技术走出去，例如环保领域关键技术比较细碎，国企没有什么优势。”薛涛认为，“国企特别是央企主要以EPC的方式承揽国际工程，优势在于施工与项目管理。”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发现，2015年新签对外工程承包订单排名前十的中国企业，除了华为以外，全部是央企。它们分别是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水国际、中国港湾、葛洲坝、中国土木、中国交建、中国路桥、铁建国际。

　　在投资方面，国企和民企的并购重点亦各有侧重。“国有企业往往以资源能源类并购为主，如中国石油并购巴西能源秘鲁公司，国家电网并购意大利能源企业股份，五矿集团并购秘鲁铜矿；而民营企业往往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并购为主。如复兴国际并购葡萄牙最大保险集团，安邦保险收购比利时德尔塔·劳埃德银行和保险公司FIDEA，三一重工收购多普茨迈斯特等。”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出台的《境外投资环境报告（2015-2016）》这样分析道。

　　“以市政工程见长的地方国企在海外并购中也有上佳表现。如首创股份收购新西兰固废处理公司，北控105亿元收购德国最大垃圾发电运营商，成为2016年环保跨国并购第一单。因为市政基础设施如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是不可替换的，一旦使用，必须依赖，项目风险小很多。因此，我还是很看好从事市政设施投资运营的地方国企走出去的。”薛涛表示。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优势在于科技含量较低的工程公司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与管理能力，以及央企的资源类企业较强的资金实力和相对国内其他企业较为成熟的海外经营经验和能力。而拥有较大基建需求、资源并购可能性的就是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有较强的政策变动风险。”

　　也有专家认为，对国企来说，不仅要考虑盈利还要服从国家战略。中国政府与风险国家政府间的双边协议，包括经营性开发和援助项目，往往由国企来执行。然而，在海外，企业的盈利追求和国家战略并不总是步调一致。当然，国企出于对“政绩”追求也偏向投资高风险地区。这样就导致在海外投资失败的案例中，国企占有较大的比例。

　　应该做些什么？

　　中国企业大规模“出海”，折戟沉沙的投资事件需要反思和改变。

　　于企业而言，能力建设是根本，练好内功才能有效应对。跨国并购有一个“七七定律”——70%的并购没有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而其中70%失败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跨国的文化差异与碰撞是整合最大的阻碍之一，杨立强表示，企业需要培养和提升与海外并购相关的战略、组织、流程和管控等一系列核心能力，不断培养国际战略规划能力、致力于储备并留住国际化管理高端人才，实现并购流程的专业化管理，并建立一套明确的并购绩效考核制度。

　　中国会展学会副会长、原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陈文敬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企业决定“走出去”的时候，应有比较完整的准备工作。“这方面，国企有些时候准备工作并不充分。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就要细致、精心得多。如阿里公司当初在香港、美国准备上市的时候，都曾做了详尽的调查和准备。而国外的公司例如沃尔玛、家乐福，都跟踪中国10年以上，在深入剖析中国的制度、文化之后，才做出是否投资的决策。”

　　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世坚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要进一步强调国际化、规范化和专业化，转变以往单纯通过中介和关系拿项目的方式，在不忽视政治因素的同时，给予市场、合同及风险管理更多尊重及考量。

　　对于政府，政府间的信任和支持是政治交往和经贸活动的前提和保障。杨立强认为，中国应当继续宣传并积极践行经济外交，通过对话机制消除东道国的疑虑和猜忌，为海外并购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同时，政府应对企业、特别对于那些想出去还没出去的企业更多的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主任钟飞腾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虽然中国已经与125个国家签订了BIT（双边投资协定），总量仅次于德国，但以前是作为资本净输入国，现在是资本净输出国。身份的转换，需要政府更多地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利益。并且，很多国家间的互惠政策，企业并不能完全了解和有效利用，行业协会或者智库应当作为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发挥更多的作用。

　　刘世坚则提出三点建议。其一，应给予所有企业，无论国企民企，一视同仁的政策和保障，创造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其二，在信息共享方面予以必要的开发，及时提示并帮助中资公司规避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其三，及时响应中资企业的合理诉求，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为中资企业提供必要的绿色通道，为中资企业的境外合法利益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