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我国严峻的水资源形势，我国已经确定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谈到水价改革，他表示，缺水城市水价要高额累进加价。（3月9日《京华时报》）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2200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北方部分流域周期性的水资源短缺加剧，甚至水资源相对丰沛的南方地区也出现了区域性或流域性缺水现象。面对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不相匹配的基本水情，节水既重要也迫切。如何节水，从可操作的角度来看，一靠技术，二靠价格。技术上的事情，如果相关部门出面主导，少不了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但如果用“价格杠杆”来纾解问题，也能达到节水效果，且会获得很大一笔相对收益。
　　
　　当然，这属于“小人之心”。然而，单单就“缺水城市水价要高额累进加价”而言，这自然很符合市场法则：既然是缺水城市，水资源更是稀缺，供求决定价格，用得越多支付得越多，很合规律。但是，从政策主旨来说，高额累进加价带有明显的惩罚性与规制性意味，是制衡“多用”与“浪费”的制度安排。何为多用，何为少用，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水资源丰沛的时候，一水一用算正常；短缺的时候，一水N用也不能算节约。尤其对居民用水而言，高额累进的“额度”若不能确定好，很可能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带来一定的负担。
　　
　　从另一层面而言，缺水城市水价要高额累进加价，那么，不缺水城市水价要不要变化？须知“缺水城市”之所以缺水，并不是居民用水浪费所致。一者，我国地域广阔，水资源先天不平衡，很多城市历史上就是缺水城市，作为国家层面的水资源，理应合理调剂，不宜各自为政，有水喝水，没水就“高额累进”（当然，成本性高价另当别论）；二者，不少缺水城市恰恰是因为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意识淡薄，不考虑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发展，甚至以过度消耗水资源、牺牲水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结果是单位产品或服务的耗用水量高，污水排放量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低。这个时候，要求居民用水也高额累进加价，显然有转嫁责任之嫌。
　　
　　以公众的视角所见，水资源浪费其实有限，问题的关键是越来越多的可用水变成“五彩斑斓”的污水。换言之，水污染甚于水浪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最近发生的轰动全国的“盐城水污染事件”不是最好的例证吗？居民浪费之水，比之于明晃晃的化工污染水源，显然是小巫见大巫。这当然不是说浪费有理，而是明确一个起码的逻辑：推进水价高额累进，前提是保护好有限而稀缺的水资源。不能一边高额累进收水费，一边污染不断——然后加剧的水资源紧张再加剧水价高额累进的数字。
　　
　　有一篇叫做《节水意识》的小说，说的是某小区加强用水管理，技术到位，水价市场化。但大家纷纷交流节水秘诀，譬如“把水龙头关到最小”，之后又有“好消息”传来，说“刚建的公厕有自来水龙头”，于是公厕门前成为最热闹的地方。水价也好，技术也罢，人类的“智慧”总会突破这些节律——由此而言，先行于水价高额累进的，不仅应该有完善的水资源保护机制，还应包括节水意识的引导与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