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危机不断加剧，各国正日益重视并积极应对城市在气候变化中的影响。那么，增强城市的气候韧性为何重要？城市管理者又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对此，中国环境报记者专访了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管理学教授郭栋。

    中国环境报：在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过程中，城市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郭栋：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战场已经成为共识。一方面，城市是生产、生活的主要聚集地，消耗了地球2/3的自然资源及能源，同时也贡献了绝大部分的碳排放。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污染问题也集中反应在城市。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密集，所以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影响在城市中更加凸显。可以说，气候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根源来自于城市，所以增强城市的气候韧性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

    中国环境报：城市要增强气候韧性，到底“韧”在哪些方面？

    郭栋：我认为城市韧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城市迅速发展会带来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张，相应不透水地面面积也快速增长，加上地下管网、城市绿地的建设（尤其是在老城区）往往跟不上城市的发展步伐，这些都加大了城市面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如暴雨等灾害的风险。以7·20郑州特大暴雨为例，降雨量单小时曾达到200毫米，中国单小时降雨量历史之最，而一个海绵城市能处理的最高降雨量也不过每天200毫米。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频发，如何通过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完善提高抗灾能力，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二是治理能力，主要是应急处理能力。不可否认，中国在推进绿色创新、转型方面非常有成效，包括节能减排、能源转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硬科技创新的同时也应注重提高地方政府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从而更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比如强化天气预警系统，提升有关部门的观测预警能力。同时，建立更有效的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包括交通、气象、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另外，还需要关注气候灾害的不均衡影响，政策支持相应需要向老城区、弱势群体、社区倾斜。

    三是公众认知。气候变化对很多民众，尤其是生活在内陆地区的民众来说还是相对比较遥远的概念，很多人不认为像飓风之类的极端天气会发生在自己身边。但随着极端天气的常态化，越来越来的气候灾害开始波及更多的城市居民。这就需要提高广大居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增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自身在危机降临时的响应与应变能力。

    中国环境报：如何提升公众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

    郭栋：随着气候风险的提升、气候灾害的增加，公众意识自然会提高。但我们依然需要想办法加快公众认知的提升。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对于提升公众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来说，政策的制定和媒体的宣传固然重要，但是教育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目前学校里设置的与环境、气候变化相关的课程还比较少，校外这些领域的科普也比较有限。同时，各行业协会、企业也应该切实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通过低碳环保的产品开发与宣传向消费者传递绿色、健康理念。

    中国环境报：《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的指标设置上有哪些亮点？

    郭栋：这个指标体系最大的亮点是它的科学性，主要是在给指标分配权重时，我们建立了一套基于统计学的科学方法，这是其他评价体系很难做到的。基于这套方法，我们的评价体系是动态的，更加注重能产生长期影响，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导向，弱化自然禀赋这类无法改变的因素对于评价的影响，以及短期刺激政策的影响。通过这样的评价体系，也可以更好地引导城市通过制定稳定的政策、长期的努力提高自身可持续发展水平。

    中国环境报：根据近年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作出了哪些贡献，可以提供哪些借鉴意义？

    郭栋：以前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我们通常认为是大自然的外力造成的，是人力不可控的。实际上，人为因素是影响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在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我们不经意地增大了气候风险，同时城市发展向更新改造方向的转变，也提高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能力。整体而言，我觉得中国城市的密集程度极大地降低了能源消耗。城市化是最集约的发展方式，尤其是在资源环境受到限制的今天。第二，中国城市电动车的使用率毫无疑问是世界最高的。城市中最大的碳排放就来自于交通，使用电动车无疑为减排作出了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也要考虑到电力的来源。很多地方的电力供应依然主要依靠化石能源，那么电动车减排的效益就大打折扣了。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

    郭栋：管理学的根本是要依托绩效指标来管理，而指标需要有数据的支撑。目前在气候领域，统计数据的缺失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举两个例子，联合国发布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有231个指标，其中绝大多数因为没有数据不能被使用。关于气候变化的8个指标更是只有1/6的国家针对一两个指标有些过时的数据。另外，碳排放的测算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数据来源，导致没有一套公认的体系，不同机构测算的数值大相径庭，误差也很大。举例来说，纽约每年的人均碳排放有测算是17.1吨，但仅误差就高达（+-）11吨。试问这样的测算怎能引导决策呢？

    因此，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来讲，准确、及时的碳排放数据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加快建立科学的测算体系，提高数据采集能力，才能支撑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和气候投融资措施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