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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下的城市智慧:缓解“大城市病”,鹿特丹做对了什么?
发布日期:2026/1/23 10:15:05
    人口膨胀、空间紧张、环境恶化……众多超大城市正遭遇极速城市化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荷兰国际港口鹿特丹市区的大部分区域海拔低于海平面约1米,作为历史悠久的现代都市,该市以“实验性都市”的姿态主动适配社会经济变革,通过系统性规划与创新设计突破发展困局。

    作为欧洲第一大港,鹿特丹的优势与挑战同样突出。高度工业化的经济结构造就繁荣的同时,产生了沉重的污染与排放压力;极高的移民比例塑造了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也给社会融合带来严峻考验;持续增长的人口,让本就紧张的城市空间更显局促。而这些棘手难题,恰恰激发了鹿特丹的城市创造力,使其将生存压力转化为转型动力,摸索出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解决方案。

    扩容安居——住房与城市更新

    在鹿特丹,一场持续半个世纪的“城市再生实验”,为深陷人口膨胀与空间紧张困局的大都市,提供了兼具韧性与温度的答案。

    这里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以“针灸式”的精准更新实现社区复苏与扩容。自20世纪70年代起,鹿特丹启动“为社区建造”计划:政府回购私有老旧住宅,转化为非营利住房协会管理的保障性住房,并牢牢掌控土地所有权。这一举措不仅有效遏制了地产投机,更让数万低收入家庭得以留在熟悉的街巷,在租金可控、邻里依旧的环境中实现“留人留根”的有机更新。


鹿特丹街区 王昕然摄/光明图片


    鹿特丹将城市“死角”转化为活力“引擎”的创造力也同样令人惊叹。曾经机器轰鸣、船舶如织的港口与工业区,随着产业转型逐渐沉寂,被鹿特丹人视作城市再生的珍贵空间资源。默兹河畔的M4H港区便是转型典范,昔日废弃的码头仓库如今变为创意办公集群与小型造船工坊;凯尔海文片区建起与潮汐共生的景观公园,水位随自然韵律涨落,成为市民亲水、休闲、践行生态理念的独特场所。更具温度的是,一片曾经堆满集装箱的土地上,“鹿特丹食物花园”社区农场悄然兴起,市民亲手种植蔬菜,既滋养了社区,也重建了人与人、人与土地的情感联结。这些项目并非孤立的景观改造,而是系统性的城市功能重组,办公、制造、生态、农业、居住被精巧编织进同一空间画卷,实现了土地高效复合利用,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的人口与空间压力。

    鹿特丹的空间扩容始终与社会结构加固紧密同步。市政府在每个更新片区设立“社区办公室”,赋予居民实实在在的规划决策权,专业人士与普通市民同桌议事,政府代表甚至比居民代表少一席——这一制度设计确保更新计划真正响应社区需求。此外,针对移民家庭和失业者的语言培训、职业技能课程,以及对辖区内近9000家小微企业的精准扶持,共同构成了城市更新的“软件基石”,让更新不止于筑屋修路,更在于赋能于人、振兴社区经济。

    鹿特丹数十年的实践证明,对抗“空间紧张”并非只有向外扩张一条路。通过向内挖掘存量空间、推动土地功能混合、坚守住房保障底线、激活社区自治力量,城市能够在不牺牲社会公平与历史文脉的前提下,实现有温度的“扩容”与“安居”。

    畅行减排——交通与出行转型

    面对气候变化、交通拥堵和城市空间再分配的挑战,鹿特丹将“自行车第一”从口号转化为贯穿城市结构的现实。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现代主义城市布局、宽阔的道路及战后汽车导向的城市重建历史,都曾是转型阻碍,但也正因如此,其系统经验更具借鉴价值。

    鹿特丹规划者深知,要引导市民从四轮回归两轮,必须构建安全、连续且高效的骑行环境,核心策略是打造多层次、互联互通的骑行网络。针对长距离通勤,重点建设连接市中心与周边卫星城的自行车高速路,提供笔直、平坦且与机动车流分离的专属路权,配合全天候照明与维护,使骑行成为比汽车更可靠的通勤选择;在城内,对“西运河”等主要道路进行“路权再分配”,通过压缩机动车道,为双向保护的自行车道腾出空间,以阻车柱明确自行车优先的政策信号;在居住区推行“生活化街道”设计,抬升路面、设置弯道,让自行车与行人在共享空间中拥有绝对优先权,营造安全宁静的社区环境。


鹿特丹的骑行者。王昕然摄/光明图片


    这一庞大骑行网络通过与公共交通无缝衔接发挥最大效能。鹿特丹中央火车站区域配备了可容纳超过5000辆车的全球最大室内自行车停车场之一,结合覆盖全国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让市民能轻松实现“火车+自行车”的门到门出行,极大扩展了绿色出行的辐射范围。

    除硬件投入外,鹿特丹还辅以坚定的政策引导。通过缩减市中心停车位、提高停车收费、规划低速限行区,将115条街道限速从50公里/小时降至30公里/小时;开辟自行车公园、增设自行车架,间接提升骑行吸引力;交通信号灯安装在较低位置,避免骑行者频繁抬头;部分路口的智能交通信号灯会优先识别自行车队并给予“绿灯波”,延长绿灯时间,有效提升骑行体验。此外,市政府携手鹿特丹自行车联盟及50余个合作伙伴,培育社区自行车文化,通过鼓励亲子骑行上学、提供免费骑行课程、向低收入家庭赠送二手自行车等务实举措,让骑行更安全、更普及、更具吸引力,使其深植于城市日常生活。

    鹿特丹自行车优先策略的本质,是一场深刻的城市空间权利再分配。它并非简单排斥汽车,而是通过精细化规划重新平衡不同交通方式的关系,不仅减少了碳排放与拥堵,还创造了更健康、更具活力且更公平的城市环境。

    治水增绿——绿色与蓝色基础设施

    更为独特的是,这座低于海平面的“洼地之城”,自诞生起便与水抗争。随着城市发展和气候变化,鹿特丹面临海平面上升、极端降水和高温热浪等气候挑战,其创新性地将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与公共空间提升深度融合,实践出一系列系统性气候适应策略,将危机转化为城市再生的机遇。

    作为水城,鹿特丹有着与水对抗和共存的悠久历史,治理理念从过去的“堵水”(建设防洪堤、地下蓄水排水管网)逐渐发展为“弹性共存”的“海绵城市”智慧。在强化传统水利工程的同时,鹿特丹积极推进“适应性建设”,其《气候适应策略》设定目标:全面实现“气候防护”,并通过“多层级安全策略”将洪水风险管理系统化。



    2006至2007年,市政府提出“鹿特丹水城2035”官方政策计划,试图通过合理且可持续的方式利用水资源,提升城市吸引力,明确三项战略目标:改善城市水系统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公共空间质量、实施创新性水处理替代解决方案。随着“水计划”发布,鹿特丹以水处理为契机,通过安全管理策略改善城市景观,鼓励公民参与水资源管理,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众多景观事务所和专业机构积极响应,德·瑞班斯滕事务所设计的本特姆水广场,通过3个下沉式蓄水池实现1700立方米雨水调蓄能力,暴雨时可分流周边区域40%的排水压力,平日则作为社区活动中心,每年举办超200场公共活动,实现了基础设施与社交功能的有机结合。在艾瑟尔蒙德等区域推广适应性建筑,要求新建建筑底层标高超出历史最高水位1.5米,鼓励采用浮动建筑技术;同时推动市民参与绿色屋顶建设与维护,探索改造蓝色屋顶,通过改良防水设计收集储存雨水。在M4H港口更新区,旧仓库被改造为配备绿色屋顶的创客空间,其雨水收集系统每年可回收利用约3000立方米非饮用水,用于创客空间运营和社区菜园生产,惠及更多人群。

    生态网络构建是鹿特丹提升气候韧性的另一核心策略。通过“蓝色走廊”计划,修复12公里生态驳岸,种植芦苇、香蒲等本土湿地植物,使鱼类种群数量五年内增长25%,鸟类多样性提升15%;城市林带建设成效显著,东南片区种植的5万余棵乔木形成明显“冷岛效应”,夏季地表温度降低3至5℃;夏季庭院区通过巷道绿化改造,植被覆盖率从18%提升至41%。此外,市政府通过补贴推动30万平方米绿色屋顶建设,达克公园项目将高架公路顶部转化为2.5公里长的线性公园,每年吸收约1.6亿升雨水,同时为市民提供社区农园和休闲步道。

    “城市热岛效应”日益加剧,在市中心和老城区尤为明显,成为鹿特丹迫切需要应对的气候挑战。为此,鹿特丹通过一系列景观策略为城市降温,核心举措是系统性增加“凉爽场所”——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炎热时体感温度能维持在38℃以下的公共空间。市政府与迪弗科托景观事务所共同绘制“凉爽场所地图”与“距离地图”,评估现有凉爽空间分布,识别距离居民区超过300米(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标准)的服务盲区,重点关注市中心、老城区及部分新建社区。为实现降温目标,鹿特丹采用综合性景观干预方案:增种树木和设置遮阳篷提供荫凉;利用喷泉与植被增强蒸发冷却效应;采用浅色铺装及增加绿化减少地表热量吸收;结合水体景观直接降温;增设街道家具、提升步行空间品质,激活未被充分利用的区域。这些措施被整合进覆盖全市38个街区的“凉爽公共空间机会地图”,将降温策略与城市更新项目紧密结合,优先改善服务不足的区域。

    共同创造——政策与社会融合

    作为欧洲最具文化多样性的港口城市,鹿特丹长期面临移民众多、社区割裂等典型“大城市病”挑战。为缓解日益加深的社会隔阂,这座城市积极探索以公共空间为载体的社会融合路径,摒弃单一“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转向“共同创造”,让居民成为重塑城市空间的主体。

    马斯河畔旧港区的“鹿特丹食物花园”社区农场,正悄然改变着城市的社会肌理。这片由市民亲手打理的土地上,聚集了退休教师、康复中的青年、企业白领以及领取食物救济的市民,他们并肩劳作,在播种与收获之间,打破了现代都市中无形的社会壁垒。

    这一项目集中体现了鹿特丹的治理智慧。市政府将废弃港口的临时使用权赋予社区,专业设计团队通过环形种植床、共享工具房等精细化设计,让这片土地不仅产出有机蔬菜,更孕育出珍贵的社会资本。正如项目经理范德伯格所言:“我们种下的不只是蔬菜,更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社会农业的创新之处,在于其参与式设计对空间社会属性的充分挖掘。LOLA景观事务所的规划中,每块菜畦都兼顾生态功能与社交属性:三条标准化种植带降低参与门槛,环形路径自然引导人们在行走中交谈。这些设计巧思,让不同背景的市民在协作中拉近距离。“在这里,我找回了被需要的感觉。”曾患抑郁症的斯文在农场康复后选择留下担任协调员;志愿者劳拉也感慨:“从大学生到退休老人,种植让我们结缘,成为周末相约的挚友。”

    市政支持同样展现出远见卓识。弹性土地租赁政策既保障项目可持续运营,又规避了地产开发可能引发的“绅士化危机”。区域发展专员范赫尔特强调:“我们追求的不仅是城市绿化,更是社会结构的活化。”更富创新性的是资源循环模式的构建:附近企业员工午休时前来劳作,公司送来厨余垃圾堆肥,农场产出的蔬菜则回馈社区食物银行。这一闭环不仅实现了物质循环,更建立起跨越社会层级的互助网络。埃拉斯姆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德容评价道:“食物花园让公共空间真正成为社会融合的孵化器。当不同群众在阳光下共同收获土豆时,那种打破偏见的真实接触,比任何社会宣传都更具说服力。”

    在这里,公共空间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提供的设施,而是通过政策赋能、专业引导与社区活力的多重协同,成为居民编织社会纽带、重塑城市生活的舞台。

    鹿特丹的探索实践,为全球饱受“大城市病”困扰的大都市提供了宝贵借鉴。鹿特丹的城市与社会实践表明,缓解“大城市病”不仅是一套城市更新的技术方案,更是一种城市治理的哲学——城市终归是为“人”而建。鹿特丹的探索彰显了规划、设计与政策合力的价值,唯有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安居、乐业、参与、共生,城市才能真正跳出“膨胀-紧张”的恶性循环,走向可持续的未来。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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