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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战争:当企业遭遇“旱灾门”
发布日期:2010/4/29 9:56:25

  为“水权”而战


  水战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水的性质是什么?用水是一种全人类可以共享的基本人权,还是像煤、石油一样是一种可定价的商品?而谁又拥有处置水资源的权利?


  2010年4月5日,首届湄公河委员会峰会在泰国闭幕。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四国政府首脑出席本次峰会,中国与缅甸作为对话伙伴与会。在会上,中国向各方提供大量水文数据,缓解了近期受到的外部指责—泰、柬、老、越、缅五国舆论认为中国在澜沧江建设大坝,加剧了下游国家旱情。


  对话与解释更多的是政治姿态,并不能立时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正如业内人士所言:该区域各国虽有多年的对话合作史,但跨国界的水管理机制仍在摸索,水资源短缺引发的矛盾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在世界范围内,因争夺水资源引起的冲突,湄公河甚至算不上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全世界至少有214条河流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其间充满了现实和潜在的冲突: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为约旦河打得不可开交,多次爆发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争夺印度河;印度和孟加拉国在争夺恒河;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在争夺幼发拉底河;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埃及在争夺尼罗河,等等。据《联合国水资源开发报告》统计,在过去50年中,由水引发的冲突共507起,其中37起是跨国境的暴力纷争,21起演变为军事冲突。


  “水战争”,上升为暴力乃至武装冲突,是极端情况,在大部分时候,它表现为一场桌面上下的争夺。


  水战争,源于两个根本原因—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


  尽管地球表面70%由水构成,但其中真正能为人类所用的不足千分之七。但仅20世纪,地球上的人口就增加了3倍,用水量增加了6倍。而到本世纪中叶,全球人口会再增加30亿,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用水短缺的国家。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中国正在掀起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用水缺口每年都在加大。


  污染则进一步恶化了短缺问题。水污染与水短缺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缺水导致污染物难以被稀释,污染又极大地恶化了缺水问题。人们每多用一吨水,就意味着至少多排放0.7吨的污水,而这些污水会污染几十倍于自身的净水,而且治理费用高昂。


  “水战争”的形态


  “水战争”主要体现在国际、国内两条战线,四种不同的战争形态。


  国际层面,分为“有形战”和“无形战”。有形战出现在处于同一流域、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国与国之间,典型如此次湄公河流域纷争。同样,中国与邻近的印度、俄罗斯也因水资源时有摩擦。几个月前,印度媒体撰文指出:中国北方的持续干旱将迫使中国调用由西藏流经印度的水,中印很可能在2020年为争夺水资源爆发战争。而2005年11月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曾一度让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


  有形战虽然日趋激烈,尚非心腹之患,真正可怕的是无形战—粮食战争。


  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反,农业用水占到世界用水总量的3/4,工业用水不及1/5,而生活和城市用水仅占1/10。除非是跨境流域,大部分情况下,水资源的管理和分配都是一国之内的事情,但现在,通过国际粮食贸易,水战争正在世界粮食市场上演。


  进口谷物是最有效的获得国际水资源的方式,1000吨水才能产出1吨谷物,因此很多国家政府暗地里在利用谷物进口来平衡各自的水账。举个例子,墨西哥从美国进口用水70亿立方米的谷类,而自身种植需要160亿立方米,通过贸易就能“节水”90亿立方米。


  中国的地下水资源正在耗尽,找水已经找到了300米以下的蓄水地层—该地层的水资源无法再生。含水地层的欠缺会导致谷物歉收,进而引起食物短缺及粮价高涨,最终将水问题迅速转变成饥荒问题。


  印度早在5年前就由小麦(资讯,行情)出口国变成了小麦进口国。2009年8月,印度粮食产量受大旱影响出现大幅度下降,政府无奈之下决定加大粮食进口,但由于担心国际投机客借机哄抬粮食价格,在对外公布采购时间表时十分慎重。迄今为止,中印还算不上在大量进口粮食,但用水消耗量和可承受的水供应量之间的缺口每年都在加大。


  国家间的“水战争”早已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国内的“水战争”除了在性质上与之有所区别外,在基本表现形式上则大致无二。因为南北地理气候的不同特点,“水战争”在中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北方由于水资源匮乏,水战争表现为激烈的护水和夺水行动。最极端的案例是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对漳河水资源的争夺。2009年12月,河北涉县沿岸16万人联名上书至当地政府,质疑山西方面以建电站为名修建下交漳水库,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制止该行动。否则,大量径流量将被拦截在山西省境内,位于清漳河下游的涉县40万人的“命脉”将被斩断。


  历史上,三省在这一带爆发过多次冲突,甚至出现过建国以来最大的炸毁水利工程事件。1992年8月22日,在数十次刨损炸毁支渠之后,涉县白芟村几十位村民趁着夜色,背负着数千斤炸药,炸毁了河南林县人民在太行山腰上的悬崖峭壁上凿成的长达1500公里的伟大工程—“人造天河”红旗渠,致使40万人生活断水,震动中央。


  这是争夺漳河水源最极端激烈的表现形式。由于事件特殊、背景复杂,最终不了了之,竟无一人受责。尽管后来中央设立了由水利部直辖的漳河上游管理局,但漳河两岸的水事纠纷仍时有爆发。


  南方水资源丰富,水战争表现为另一种形式—水电产业与农业、航运业等其它产业以及环保事业的争夺。换句话说,北方缺水尚可称天灾,南方缺水则基本是人祸。


  中国大量河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从上游到下游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是开发水电最理想的场所。在能源短缺的大背景下,中国于2000年放开了水电投资,允许大型电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电站,就此掀起一轮西南水电开发狂潮。


  #p#副标题#e#短短几年间,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怒江等大河干支流被开发殆尽,一条河上设立十多级水电站是常有的事。风潮同时向东部波及,浙江、福建、安徽等地的小水电开发计划也纷纷上马。一时之间,中国几乎无河无电站,无江不开发,而且梯级开发的密度惊人,前一个电站的回水位,就在下一个电站的坝址下;水刚刚从上一个电站流出,马上就被蓄为下一级电站的水头。


  这种过度开发不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重大影响,还引发了周边的高耗能产业恶性膨胀。“换言之,就是发展出一种'面多了掺水,水多了加面’的'水电+高耗能产业’模式。”《中国水危机》作者、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中国企业家》。


  根据《中国企业家》记者的调查以及业内人士的解释,目前西南新开发的梯级水电站几乎都未兼顾灌溉和航运功能,其后果,正所谓“一业兴,百业衰”。


  “水战争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则是'上游心理’作怪—大家都挖空心思要把水留在本地。”马军认为。


  突破口:“水权”管理


  水战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水的性质是什么?用水是一种全人类可以共享的基本人权,还是像煤、石油一样是一种可定价的商品?而谁又拥有处置水资源的权利?


  迄今为止,学界对此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不过,承认水资源具有双重性,在保证民众基本用水权利的同时,重视水的商品属性,已经成为学界主流观点。


  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确可以促进各种资源的有效使用,但前提是产权必须明确,而水资源恰恰是产权难以明晰的公共财产资源。在水资源可以自由、无限获取的情况下,人们对它的提取量总是高于合理范围,这是“水战争”爆发的根源。因此,在上一级政府层面,加强流域观念,实现水环境和水生态在流域内的统一管理以及水资源的统一调度是必要的,它能从一定程度上应对以邻为壑和“上游心理”。但仅有政府之手是不够的,没有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广泛、深度参与,不从外部引入监督制衡力量,流域统一管理甚至会进一步加剧不公平、不合理。


  所以,从水的商品属性出发,建立一个产权明晰、价格公平的水权水价机制是根本性的途径。


  “公众是权力寻租无法突破的障碍。我们需要将公共决策过程打开,让各个利益群体都获得知情参与的机会,让公众在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过程中寻找到发展和保护的艰难平衡。”马军认为,公众可以为水资源保护提供动力,因为他们是环境和资源破坏的受害者,他们不会选择让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受到严重损害的发展道路。


  在公众深度参与的基础上,才能去谈水的商品属性,真正解决水战争的一个核心问题—水价。中国节水潜力巨大,但水价格过低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城乡两元的服务体系更是成百倍地放大了这一问题。当下,水资源的价格几乎从不在供需关系上呈现,城市居民所付的水价只反映出水管造价、送水费用以及污水处理的价格。农村缺水,而城市浪费,正如当下旱区云南所表现的那样。低廉的水价在事实上造成了富人对水资源的大肆浪费,但政府想要提高水价又面对着公众抵制的沉重压力。


  “中国有句老话,不患寡,患不公。公众并不是一味的反对涨价,人们对水价反应敏感,甚至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根本原因在于成本不透明,对服务和成本的约束机制不满意。”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认为。


  事实上,改变中国目前自上而下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代之以建立在公开、透明、民主参与的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让水资源的管理权真正体现依赖它生存的公众的利益和意志,或许才是解决中国水危机、消弭水战争的最终途径。


  水资源的合理分配、综合利用,不应是一场弱肉强食的“战争”


  彩云之南,江河密布。


  长江水系、珠江水系、元江(红河)水系、澜沧江(湄公河)水系、怒江(萨尔温江)水系、伊洛瓦底江水系等六大水系或发源于云南或流经云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水资源丰富的省份,仍不免遭遇“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的重创——大地龟裂、河流干涸、树木焦枯、农作物绝产、人畜饮水困难。而下游邻国的指责声则再度蜂起。


  《中国企业家》记者在云南一周,遍访当地水利部门、文山州等重灾区以及澜沧江流域工矿企业和农户,发现,天灾所带出的,是一场围绕水利设施投入的争夺战和水资源野蛮利用、无序开发的掠夺战。而这场由来已久的“水战争”无疑加剧了天灾的危害程度。


  “三农”缺水


  3月30日凌晨,到达昆明巫家坝机场,仍见导游挥舞小旗,招呼游客。后来才知道,那些去城市景点、住星级酒店的游人,几乎不会受旱灾的任何影响—城市居民集中供水,一切如常。树木依然是春天蓬勃的新绿,各色花儿也照旧是清明前的明媚鲜妍。清晨的道路甚至仍然洒过水,花坛里的绿化树木,也都浇过水—土是湿的。出租司机很自豪地说,“我们是云南省会,怎么会不正常供水?”


  就在记者以为旱灾不如想象中严重时,后面六天的采访证明,旱灾最大的承受者是农村、农民和农业。缺水,对“三农”,是让人窒息的沉重。


  4月2日,从昆明飞抵与越南毗邻的旱灾重灾区之一的文山州。立见与昆明截然不同的景象—山上的松树都已枯死。山间梯田,土地已经龟裂。本应种水稻秧苗的土地,去年秋收后,就再没有耕种过,土地上仍留着秋天的稻茬。比水稻更耐旱一点的甘蔗,长到一人高后,也枯死。本应是七彩的云南、含黛的春山,变作连绵的枯黄。


  一同从昆明飞文山的邻座是一位药商,自言到文山“看”三七。三七是一种中药药材,使用三七为原料生产的中成药品种逾300个,而全国近97%的三七均产自云南文山。因为干旱,加之药商囤积,三七的价格已经从去年的每公斤70元上涨到如今的440元。


  因为干旱,农民种植三七的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在文山州砚山县砚东市场边一位被称为“砚山首富”的胡姓农民,还在坚持种三七,但坚持的成本是巨大的—每个月给三七浇3-4次水,每次浇水成本是3-4万元。在砚山,水已经卖到80-100元/立方米,是两个月前昆明城市生活用水价格的80倍。正常年份,三七的亩产量也不过100公斤左右。


  没有更多人敢于冒风险去买贵如油的水去浇地。绝大部分农民,还没到成熟季节,就把三七提前挖掉卖了。金融危机后,国家“四万亿”投资,云南争取到一些公路建设项目,很多地方正在修路,漫天尘土里,无地可种、无所事事的农民无聊地围观挖土机作业。


  牲畜也要喝水。30岁的王启仙,一个月前,终于卖掉了她养的6头猪,到砚山县城烟草酒店做服务员。丈夫王俊在砚山县干河张小法都克寨当小学老师。12年的代课教师生涯,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20元。王俊所在的寨子从大年初二就断水了。有人运水到寨子卖,他的工资,只够买1.5立方米的水。


  #p#副标题#e#王启仙的大哥王启洪,正常年份,一家一年种地纯收入2000元。今年因为干旱,无法耕种,从来没有离开土地的大哥,过完年,终于离开土地,到广东打工。其实,除种地外,他别无谋生技能。


  王启仙母亲所在的砚山县者腊乡公革村,因为政府建“小康示范村”,由政府出资,村里每家每户都修了水窖,并不缺水。但砚山县的“小康示范村”屈指可数。全县45万人口,有28万人出现饮水困难。2万从前以种地为生的劳动力,为能够喝上水、赚钱补贴家里买水,外出打工。


  【水战争】商道:当企业遭遇“旱灾门”


  如可口可乐在印度的遭遇,这次西南大旱,应当成为中国企业“水资源战略”意识觉醒的契机


  这是一个意外吗?


  受云南大旱影响,中国第四大啤酒企业金星啤酒去年底刚刚在西双版纳建成投产的第17座工厂,经常因为水压低而被迫暂停生产线。据悉,旱区地方政府已经要求许多没有科技含量、耗水量大的中小酒厂停产。


  号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资源,或许至今仍未成为大多数企业用水大户战略考量的必要因素,但是面对大旱,顿时无语。


  目前,有关企业的“水资源战略”,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我们可以理解为企业将水资源视为战略制定的要素之一,从战略高度进行水资源管理。其内容包括节水、提高用水效率、污水处理、对区域水环境的补充及公益宣传。


  跨国饮料巨头可口可乐5年前也遭遇过“旱灾门”。2005年,受干旱困扰的印度人,认定是可口可乐的过度开采造成了水资源短缺;印度的环保组织也表示,可口可乐工业废水的排放对某些地区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可口可乐因此被迫关闭了某些灌装工厂。之后,几千名印度人示威游行,要求可口可乐关闭各地的罐装工厂。印度大学生还发起了禁止可口可乐的自动售货机进入校园的活动。


  那场“噩梦”给可口可乐高层极大的冲击—在人们心中,水资源枯竭与可口可乐的关系竟变得到如此紧密,以致威胁到其在一方市场的生存问题。而根据世界水资源委员会预测,到2025年,约有40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50%,将生活在“水供应极度紧张”的地区。对用水大户可口可乐来说,印度的尴尬遭遇决不可能是孤例。


  企业从自身经济效益出发的节水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但对于工厂围墙外的水资源保护,缺乏足够的动力,而这正是环保主义者、社区居民关心的重点。印度危机后,一直仅重视在生产环节节水增效的可口可乐,终于决定拓宽视野,关注更大范围的供水情况和水资源保护。他们请来了原先任职于美国救援总署的杰夫西布莱特,帮助内部员工理解淡水资源状况、含水层枯竭、成本上升的风险和水源竞争的加剧等问题。


  一开始,杰夫西布莱特有些沮丧,堆满桌子的文件中,看不出任何关于水资源的战略指向,而让一家大公司不同岗位、不同地区的人员,都关注水资源管理,更是极其复杂。许多人表示了不理解和事不关己。不少员工认为只要是市政供水就有保障,根本无法也无需调查清楚当地政府是如何得到水的。


  可口可乐实现水资源战略的核心,便是让所有员工都参与其中,互相发生联系,使协同作用在整个体系中出现。为此,他们在全球875家装瓶厂中做调查问卷,每家调查都耗时近10小时。水资源小组还在6个月的时间里组织了30场研讨会,全球23家子公司各一场,再加上7家关键装瓶厂。


  这个过程中,公司高层最为关注的战略视角逐渐形成,它包含四方面:优秀的运营、了解流域状况、社会与社区环境以及在全球舞台上倡导水资源保护。其水资源战略,以“水足迹”为核心理念。水足迹概念最早由荷兰学者阿尔杰恩在2002年提出,即总体用水量。企业的水足迹包括产品配料的用水。


  “水足迹”的视角,让可口可乐将自己和各环节的供应商、合作伙伴看成一个整体,原先简单的节水增效,提升为整个价值链的水资源集成管理。


  同时,可口可乐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加强了合作。由后者帮助提供研究生态系统和流域问题上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可口可乐最终做出相关决策。可想而知,也包括哪些地区适合可口可乐建立装瓶厂,不易引起水纠纷。


  例如,可口可乐资助世界自然基金会研究湄公河某个河口的鲶鱼。双方的交流相当有趣,自然基金会的人谈的是计划在某个流域做的项目,可口可乐的人则谈在该地区的业务增长。然后,双方明确几件可以一起做的事。一家在可口可乐供职25年的装瓶厂经理曾表示,“以往,可口可乐从不鼓励我们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这类外部公众组织打交道,曝光太多可不是件好事。”


  2007年,时任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内维尔·艾斯戴尔(E. Neville Isdell)在联合国全球契约高峰会议上做出上述承诺,“可口可乐公司未来发展的指导原则必须是,我们的经营不能导致从一个水源抽走的水,大于我们补充进去的水。”


  与此同时,可口可乐中国区也接收到了由此衍生出的三条指令:减少饮料生产中的用水,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循环利用饮料生产过程中的用水,以及通过在当地开展相关项目补充社区及大自然的水量。


  根据可口可乐中国区提供的数据,可口可乐中国系统2008年比2007年用水效率提高了9.4%;节约用水16亿升。在中国的许多工厂投资超过800万元添置水回收和净化设备,处理过的污水可达到养殖鱼类的标准,避免了对当地的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可口可乐中国区还连续几年发起“留住一桶水”的公益活动。


  这仅仅是一系列提升公众美誉度的公益活动吗?显然不是,系统的水资源战略对其财务报表的提升作用,或许才是支持可口可乐改良的最根本动力。


  近年来,建立水资源战略的跨国巨头逐渐增多。例如啤酒行业中的翘楚,英博啤酒集团和南非啤酒集团SAB。英博实行了环境管理绩效考核,考核对象在2008年扩展到其全球152家工厂。而在SAB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金字塔”中,水资源被排到金字塔的最上层,由全球总部直接负责—而能源、调查犯罪等仅需区域市场关注。SAB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到2015年,每百升啤酒的用水量减少25%。


  但在中国,水资源战略的落地仍然不容乐观。一方面,相对低廉的工业水价,让企业主很容易忽视用水成本。另一方面,平均寿命只有3年的中国企业,受限于资金、设备和技术,大部分连节水都做不到,更何况实现“水资源战略”。而污水处理、与社区水量的互动等,更是回报期较长的投资,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大多数中小企业都会选择逃避。


  而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配置室主任谢新民看来,虽然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水资源战略”,但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必须要走节水型企业的道路,尤其在水资源比较紧缺的地方,要用先进的工艺来减少对水的需求,这也是水资源战略最基础的一步。


  据金星啤酒景洪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宏伟介绍,金星啤酒使用过的水全部经过污水处理站,重点对其中的氮磷化合物进行处理,继而充分利用,包括用于冲厕所、煤厂使用,以及草坪灌溉。剩下的部分经市管网、市污水处理厂,排到澜沧江。


  如可口可乐在印度的遭遇,这次西南大旱,应当成为中国企业“水资源战略”觉醒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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