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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联动治水机制难产 三地联合治污的利益困局
发布日期:2012/6/20 11:46:00

  [提要]  “如果现在还存在排污的暗沟,这是不应该的。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山、江门、顺德三地座谈会上,顺德方面却对工业废水直排现象矢口否认,这种说法随即遭到中山方面的反对。


  “如果现在还存在排污的暗沟,这是不应该的。”日前,本报推出“追水溯源”第一篇报道《海洲水道两侧仍见污水直排》后,引起了市环保部门的高度重视。


  不过,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山、江门、顺德三地座谈会上,顺德方面却对工业废水直排现象矢口否认,这种说法随即遭到中山方面的反对。此次“口水战”至少可反映出,目前三地还没完全理清跨界污染的责任,联合治污还任重道远。


  “在相邻几个城市中,各自都有治水方案,但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联动。”连日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和相关部门获悉,事实上,多年前三地联动治污机制就已经提出了,但由于西江治污管理牵涉到多方利益博弈,导致相关措施终究难产,而目前三地的治污主要依赖各地政府的自觉,联动治污始终难破坚冰。


  治污要依赖各地自觉


  责任互推诿


  一方说有污染,另一方却坚决不承认。这种“口水仗”屡屡发生在中山与周边地区。


  这次海洲水道排污事件一共涉及顺德、江门和中山三地。其中,中山作为下游城市,是被污染的“受害者”,而顺德和江门则是位于上游的排污者。由于污染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今年1月省“两会”期间,中山便向省人大提交议案“投诉”上述两位排污者。


  做过调查的古镇环保部门说,江门市荷塘镇共有30多家水污染企业、20多家大气污染企业,顺德均安镇牛仔城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厂位于古镇海洲水厂上游,“这些企业超标排放和偷排现象时有发生,对古镇及中山饮用水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群众对此投诉不断”。


  在省人大的协调下,江门有关方面坦承存在污染情况,并作出了系列整治举措。不过,议案中所提的顺德均安镇排污问题,该区相关负责人却予以否认,“没有议案中提到的工业废水直接排放情况存在”,排放总量符合标准,各项污染物排放达到规定标准,“我们还对相关重污企业每月两次不定期监测,发现他们3年废水排放量均达标排放”。


  参与提出议案的一位省人大代表对此质疑道,“在枯水期,均安镇设在西江的排污口常见到一片浊黄,也能闻到臭味,不排除均安个别企业有偷排行为”。


  “现在还有暗沟的存在,是不应该的。”市环境保护局有关人士说,在现有的框架下,西江治水最为核心的区域责任问题更多地是依赖各流域城市的“自觉程度”,要看当地政府怎么去衡量这个问题,“对于一个经济区域而言,工业发展很重要,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博弈还是很激烈的。”就中山而言,自2009年以来已开始全面整治西江沿岸的工业污染问题,包括古镇、小榄、横栏等多个镇区的重污染企业得到清理,从源头上将沿岸污染的可能性排除。


  上下游补偿机制迟迟难产


  利益难协调


  上游要发展工业,下游却要喝好水。利益上的矛盾一直是困扰三地联合治污的难题。


  拥有“中国牛仔服装名镇”之称的顺德均安镇,牛仔服产值早在2007年已经逼近40亿元,成为该镇的支柱产业,近年来还呈现23%的年均增长速度。而作为牛仔服产业的配套设施,牛仔城工业园正是以洗水和纺织为核心业务,这正是污染中山水的源头之一。


  江门荷塘镇,一个正处于经济快速赶超珠三角的后发镇区,当前也已经确立了玻璃灯饰、汽车零配件、纺织内衣3大支柱工业,而位于西江边上的康溪工业区和篁湾工业区,正是荷塘镇承载这3大产业的主要平台。江门相关部门人士也坦承,“要一下子对这些企业全部清走是不可能的,只能一步步地实现转型升级”。


  对此,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公司董事长、资深水利专家谢建麟表示,为了协调好“上游要发展,下游要好水”的难题,国家曾提出环境补偿机制,主要观点就是下游要好水,就要给上游进行补偿,“不然难道上游不用发展了?”


  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是专家认为较为有效的跨界治污举措。《广(州)佛(山)肇(庆)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2010―2020年)》在2011年10月已正式发布,在省内首次尝试了跨界河流的生态补偿机制,但背后的监督及补偿细则,终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章作为强有力的支撑。


  “补偿机制喊了很多年,但是现在有很多例子都可以证明,这个机制没有法律的支持几乎寸步难行。”市环保局有关人士表示,当前这种补偿机制还缺乏可操作性。


  珠江水利委员会,是中国珠江流域内水资源综合规划、协调开发、统一调度的专职机构。对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该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从流域管理的角度看,我们希望能够推进生态补偿机制。”但他透露,该机制目前在法律和政策上还缺乏相关依据。


  跨界管理面临三大困境


  执法难越界


  跨界治污离不开联合执法。但三地坚如磐石的行政壁垒,仍使联合执法寸步难行。


  据市环保局相关人士表示,由于这些污染企业不在中山辖区内,就难以确定排污责任主体,“况且企业排污行为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和突发性,而跨界执法工作机制尚未形成,打击跨界违法排污行为存在一定难度”。


  此外,因为有这样的壁垒作为“保障”,一些污染企业甚至还和政府玩起“躲猫猫”游戏,即在政府查处时就跑到邻近的城市,等到这个城市开始查了,又跑回来。在中山、江门和顺德三地,除了几大工业园不能跨界执法外,也存在这样的难题。


  对此,曾有专家建议跨界污染要建立一支“联合执法队”。但在谢建麟看来,此举的可操作性不大,“现在政府这种能力不可能搞三市联合执法队,因为这涉及到执法队的编制归属、谁发工资等问题,执法队往往都要听本地政府的,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谢建麟说,珠江水利委员会对珠江的管理可以说是“从头管到尾”,是国家的行政机构,水污染防治法赋予它执法权,“在管理过程中,既要看措施是否到位,也要看当地政府是否服从。如果给当地政府发一个污染整改的通知,当地政府可能会不予以理睬”。


  “现在治理跨界问题,较为有效的就是提交上级人大,通过人大加强对各地政府的监管协调。”谢建麟说,但从专业角度来讲,政府需要人大代表多提建议意见,才能科学合理地实施监管协调。“但他们有专业限制,对这方面知识不一定系统,有时也是为了完成提案任务,如果后面有个咨询团队来帮助的话,就能掐到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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