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的国土面积位于海平面之下的荷兰，对“水”有着天然的敬畏。

　　9月末，受荷兰政府之邀，我和来自印度、阿根廷、美国等国的记者走访了这个国家的东南西北，主题只有一个：水。

　　9月24日，我们参加完在鹿特丹召开的各路水治理精英出席的国际三角洲大会，便一路向西驶往海边，来到偏僻海港小镇Stavenisse——荷兰1953年海潮灾难发生地。

　　1953年1月最后一天的晚上，在暴雨和春潮的双重作用下，海浪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向荷兰西南角冲来，数千米海堤溃坝，Stavenisse被瞬间吞没。

　　一名幸存者说，这场灾难彻底改变了荷兰。

　　五年内，Stavenisse得以重建。荷兰政府为预防此类灾难重演，建立了“三角洲委员会”，展开前所未有的“三角洲项目”，利用各类水利措施在沿海地区筑起了坚固的防御体系。

　　自此，荷兰再未出现过类似灾难。

　　独特的“治水委员会”

　　从荷兰最东侧开车到最西角大约只需要三个小时。“如果发生大水灾，我们没法撤离，总不能撤到德国去。”鹿特丹市市长阿梅德·阿布塔勒比说，他在三角洲大会上抽出10分钟与记者见了面。

　　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哪方面有缺陷，就在该领域格外出众。多震的日本擅长防震，少水的以色列最懂节水，而水太多的荷兰则用千百年的时间去琢磨水，他们的水管理、水利工程技术及治水制度和社会层面的经验都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治水委员会被公认为荷兰最古老、最独特的民主议事机构。它隶属于中央政府，独立于地方政府，有自己独立的税收制度，三分之二的成员由当地人选出。

　　治水委员会每10年要对所有水域水位是否对地面造成威胁进行评估。

　　荷兰人每年需缴水污染税、堤坝税等给水委，有的按人头，有的按户。鹿特丹区域水委每年税收7亿元，分摊到每人每年约100欧元。

　　阿梅德·阿布塔勒比作为公民，每年需向水委缴400欧元税，不过作为市长，他说，增加税收并不那么头疼，“市民们对我说，我们付钱好了，把水问题解决好吧。”

　　拆迁与否终由法院定

　　跟中国一样，荷兰的大型水利工程也免不了迁移，拆迁工作通常由代表地方政府的一名官员负责。

　　一名年轻的“拆迁办主任”马克（他的名片上印着“项目经理”）对我说，过去十几年，他大部分工作就是去敲拆迁户的门，就每户人家的具体情况协商一个大家满意的结果。

　　他负责的项目是对面积2000公顷的圩田进行改造。这是一个让四百万人避免水患风险的公益行为，要实现该项目，需将几十户拆迁利益方照顾到位。

　　“我处在政府和拆迁户之间，但我的心在居民这边，”马克对我说，“十几年来我都在和这些居民打交道，我理解他们的焦虑，因此我尽可能照顾、满足他们的要求。”

　　最终，只有一户人家不同意拆迁。他们将马克等告上了法庭，但最终败诉。法院裁定，这户人家没有理由不为造福于数百万人的公益行为让路。

　　“最终还是由法院决定。”马克说，他认为虽然有一起官司，但自己已经很成功了，因为大部分人都通过协商同意拆迁。

　　用“做减法”思维治水

　　荷兰还面临一项严峻的挑战——气候变化。

　　“2010年开会（上一届国际三角洲大会）时，没人会想到，两年后曼哈顿也会被水淹。” 荷兰交通与环保部部长梅兰妮·海根在本次国际三角洲大会上说，“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准备太糟糕，不光是纽约，全球都这样。”

　　海根说，现在海平面每年增加21厘米，如果不整体更新水防御体系，灾难还会发生。

　　海根对记者说，应对气候变化，荷兰人治水不能满足于现状，需迎接新的挑战。之前的治水思路，大多依靠大的工程，如大量使用混凝土，而今天，需要在新技术的帮助下，采取更智能、更聪明的方式。

　　这也是荷兰为什么会出现“为河流让路”这类大型项目的原因。荷兰人治水虽然还在延续堤坝加固、加高等传统做“加法”的方式，但渐渐转向做“减法”：让建筑用地重新转为水域，给河流留出空间，回到自然状态。

　　“过去我们在河边建造房屋，以为水景很漂亮，我们忘记了河流的力量。”林堡省省长托斯帕拉克·帕特里克说，“我们没法把大坝建到天上去，只能为河流留出空间。河流有自己本来的面貌，我们应该去尊重它、适应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