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陕西凤翔、福建上杭后，河南济源再一次成为重金属铅污染的受灾区，济源千名儿童血铅严重超标。一次次的水污染事件污染的不仅仅是水，更吞噬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

 

 

    不久前，环保部发布了2008年度中国重点流域水质监测结果：70%达标，40%规划治污项目完成。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敏表示：“我国的7大水系中只有长江和珠江80%断面达到地表水Ⅰ~Ⅲ类标准，黄河有60%达到上述标准，而其他河流只有30%左右的断面达到标准，然而就是这些数字的取得也是经过了几年严格监控的结果。”

 

    中国北方最大的河流黄河在近10年来水质急剧下降。粗放型经济的发展、生产和生活用水的大量增加，黄河已经难负重荷，断流事件时有发生。据2008年环保部的环境公报显示：黄河水系为中度污染，尤其是黄河的支流总体为重度污染，“奔流到海不复还”的黄河“血液”已经不仅仅是裹挟着泥沙的水，海量的散发着刺鼻腥臭的各种废水成为其难以去除的“血液毒素”。

 

    与黄河相比，长江的水质在环保部2008年的报告中显得要“干净”很多：长江干流整体水质为优，支流水质整体良好，然而在苏、皖两省的交接断面水质仍为劣Ⅴ类，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和五日生化需氧量。长江流域一些珍稀的鱼类已经难觅踪影，幸存的珍稀鱼类数量也急剧下降，濒临灭绝。

 

    在中国的大江大河受到污染的同时，与其同吞吐的湖泊很难做到独善其身。中国环境科学院湖泊环境研究室姜霞博士告诉《科学新闻》：“据1981~1985年的调查与统计，我国大于1km2 的湖泊有2305个，湖泊总面积为71787km2，总蓄水量7088×108m3。湖泊富营养化发展趋势迅猛，70年代富营养化主要发生在城市小型湖泊，到2000年以后，我国的大中型湖泊开始出现富营养现象，到目前为止，我国出现富营养化的湖泊面积达8700 km2，形势堪忧。”

 

    “玉鉴琼田三万顷”，“表里俱澄澈”的洞庭湖在2009年10月份提前进入了枯水区；“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的太湖成为蓝藻频发的富营养湖泊。不仅仅是这两个湖泊，根据《2009年6月长江水资源公报》显示：鄱阳湖出口湖口断面的营养化程度为中级，水质为Ⅲ类；巢湖西半湖营养化程度为轻度到中度富营养化，水质为劣Ⅴ类， 东半湖水域营养化程度为轻度营养化，水质为Ⅳ-Ⅴ类，主要超标项目为总氮，总磷；据报道，巢湖市开源石料厂非法排污，每天直接把近万吨的污水排入巢湖，而这样的污染事件已经屡见不鲜。按照国家环保标准，Ⅰ类和Ⅱ类水可以作为饮用水水源，Ⅲ类和Ⅳ类水只可以用于灌溉，Ⅴ类及劣Ⅴ类水质甚至不可以用于灌溉，然而在水污染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无法执行这一规定。

 

    “海纳百川”在水生态环境全面恶化的今天，已经变成了“海纳百污”。环保部海洋环境公报显示，在经济发达和人口密度大的近海海域杭州湾，劣四类水质高达100%；曾经是中国“海上粮仓”的东海，近海海域为中度污染，赤潮频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水生态的污染已经蔓延到中国7大水系的各个角落，清澈、洁净的自然之水已经成为遥远而模糊的回忆。

 

    中国的水环境整体恶化的状况近年来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接连不断的水污染事件挑动着人们脆弱的神经。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已经在中国水环境监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2009年7月1日开始，中国环保部的网站上开始向社会公开水质监测的实时信息，环境信息公开成为环境管理的一种手段。“但是水质监测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监测需要，我国的监测体系应该逐步从水质管理向水生态管理过渡，水质保护也应该逐步向水生态保护发展。”中国环境科学院的姜霞博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时间倒回20年，中国的水监测甚至算的上是一个奢侈名词，彼时在交通部环境中心工作的牟一萍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还停留在满足供水需求的阶段，即便是在交通部环境中心的水质检测实验室也只有一些从国外进口的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光谱，离子色谱和气相色谱等仪器，能有这样条件的实验室可能也就是部属的几个中心实验室。地方和基层实验室的检测条件更加简陋，滴定、比色和目测为主要分析手段。”

 

    直到80年代后期气/质联用仪才进入环保部门，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开始成为环境监测的“关注对象”。在美国EPA标准的基础上，中国制定了自己的水质有机物及痕量元素检测技术方法和标准；1997年ICP-MS进入水质重金属等无机元素的检测领域，这在当时让很多人包括环境检测的专家都惊呼：“太超前了！”原本只检测5种重金属元素的环境监测部门一下子实现23种元素同时检测，使水质监测项目更加完善。2006年12月29日国家发布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检测项目比实施20多年的GB5749-1985的35项提升至106项，其中增加了71项，修订了8项。

 

    如今，国内成百上千个环境监测实验室和水质检测中心都装备了安捷伦从气/质联用仪到ICP-MS，液/质联用仪等在内的先进仪器，这让“中国环保系统的老兵”牟一萍感慨不已。

 

    然而即使达到了现今的水质安全的标准也不能代表水生态的安全。2009年8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二恶英大会上，来自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江桂斌研究员表示，对于一些传统的持久性有机物如滴滴涕、二恶英等，人们已经意识到它们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但对一些新型化合物如溴代联苯醚和全氟类化合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并没有非常深入的研究。生态环境中心的杨敏研究员也认为，目前我国的河流比较关注的是COD、氨氮等指标；湖泊主要关注营养元素氮、磷，今后应该更需要关注由于人工化学品的大量使用而导致的生态危害问题。“毕竟水生态的安全才是人类安全的前提和保障。”姜霞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工业和城镇居民生产和生活废水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水环境的几大“毒瘤”。“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在中国被重蹈。

 

    已经污染的河流和湖泊治理资金耗费巨大，收效甚微。以太湖为例，早在1995年太湖就被列为“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重点，国务院要求在1998年底之前实现所有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的规定。1999年1月1日零时，当地政府宣布排放基本达标，然而次年7月太湖蓝藻大规模暴发，前期治理陷入尴尬的境地。

 

    “对于已经污染的水体，治理起来非常困难，而且费用极其昂贵。目前有些利用土壤、植物或人工构筑物对污染水体进行净化的技术，但这些技术效果有限，而且只能针对非常小的水体，不能解决大江大河的污染问题。为了对沉积于水体底部的污染物进行清除，有些地方也采取底泥疏浚的措施。但该技术也是成本很高，而且，被挖出的底泥也需要进行妥善处置，否则还会造成二次污染。所以原则上要从源头进行控制。”杨敏接着说：“实在不能从源头上控制的如面源污染，可以通过一些湿地、前置库等一些景观构筑物进行拦截，防止其进入水环境。”

 

    “预防是拯救中国水环境的关键，如果能够及时预防也不至于出现云南的砷污染事件。”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认为管理体制的缺失是目前治水“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一些国家层面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度不够，监管体制不够完善，以及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如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河流水质标准与湖泊水质标准之间存在明显区别，这些都值得反思。

 

    最好的情况是“企业通过采用先进工艺减少排污，要求企业达标排放；建立污水处理厂，使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排放；构筑生态工程措施，把污染物拦截在岸上”。

  

    恢复碧水蓝天，让百姓喝上“放心水”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沱江特大污染事故·2004年3月，地处成都市青白江区的川化集团违法排污，造成沱江特大污染事故。沱江特大污染事故导致沿江简阳、资中、内江三地百万群众饮水被迫中断，直接经济损失在3亿元左右。

 

    松花江水环境污染·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引发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这一事件给松花江沿岸特别是大中城市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广东北江水污染·2005年12月，因韶关冶炼厂设备检修期间超标排放含镉废水,导致北江韶关段镉严重超标，严重威胁下游饮用水源安全。

 

    无锡太湖蓝藻暴发·2007年5月，太湖中蓝藻暴发导致水质恶化，无锡居民饮水受到严重影响，自来水开始出现变味、发臭等现象。（摘自财经网）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09年第20期 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