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阳光抹亮了蜿蜒的河，金色的涟漪在水面缓缓游走，我推开通往甲板的门，空气微凉，温温的河水把雾气一绺一绺往上推；由近而远望过去，薄薄的雾气微微金黄……刚刚过去的一晚，我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的船屋里。

    这美好的场景中，也包含着这座城市被逼出来的生存智慧：如何与水共生。

    防洪标准250年一遇

    荷兰1/4以上的土地低于海平面，其余土地也只比海平面高出不足1米。而阿姆斯特丹所在地原为沿海滩涂，市区大部分低于海平面1—5米。这样的地方如何生存？早期的渔民定居后广筑堤防，在入海口筑起高坝、开挖运河，借助风车排水（后来变成泵站），在沼泽滩涂上造出一块块可供开发建设的陆地，由此形成了蛛网密布的运河网络。该市最古老的水坝广场就是和水抗争的产物。

    随着人口的增多，一系列城市问题随之而来。

    其中，洪涝灾害风险居首。阿姆斯特丹的洪涝成因包括海潮、河流泛滥、暴雨内涝等，当初，当地人总想封堵南北入海通道以解除潮汐侵袭，1916年的一场特大洪水让计划终于实施，建造拦海大坝、围海造地。最终形成阿夫鲁戴克拦海大坝、豪特里布大堤，有了艾瑟尔湖。后来，荷兰又通过《水法》等法律文件规定该地区的防洪设防标准——直面大海地区250年一遇。

    与水抗争数百年间，阿姆斯特丹人渐渐明白，争和堵不是好办法，必须学会与水共处。近年来，当地政府主导、职能部门牵头，通过资金激励，动员全社会参与到耐雨城市建设中，比如在自家屋顶打造智能储水层，响应天气预报自动调节水位；全面改造公共空间，内容包括扩建透水绿地、雨水花园、可渗透式人行道，以及升级城市排水池塘与湿地等。

    不仅如此，阿姆斯特丹人还未雨绸缪，为应对北极冰盖加速融化等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他们加固抬升现有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多雨的秋冬季水位不失控，根据设计测算，2050年之后，允许瓦登湖水位上升30厘米。

    与水友好相处，规划先行。早期定居者构筑的环状运河成型于17世纪，由内向外依次为辛格运河、绅士运河、皇帝运河和王子运河，然后用径向水渠连通运河，城市顺着运河分出的陆地呈蛛网状分布，运输、仓储、集市、手工业与商人住宅循序铺排。当时的城市规划设计要求，运河间的条状土地上，一半建造房屋，另一半必须留作花园。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建筑自西向东推进，成了如同雨刮器扫过般的巨大扇形。

    从筑高坝到耐雨城市，阿姆斯特丹人学着与水共生，视水为城市要员，最终的结果就是本世纪以来，该城从未被淹。

    从逼仄船屋到“水下城市”

    在这座“水之城”中，雨和水慷慨不限量，百姓的生活空间却较逼仄。两次世界大战把城市炸得百孔千疮，房屋几毁殆尽。二战后涌入城市的年轻人进一步加剧了住房紧张。船屋成为最终的归宿。

    我订的船屋，房东叫艾玛，她的父亲就是运河第一代船屋居民。

    “他从南非回来，当了手艺人，在阿姆斯特丹谋生不易，陆上的房子买不起，爸爸倾其所有买下一艘行将报废的货运船。”艾玛记得，小时候船上没有下水道，扔垃圾得上岸，电也是托人接的，屋里冬天像冰窖，夏天如蒸笼。

    而到了今天，船屋已经足有四五十平米，装潢设施几乎与岸上住宅无异，这是四十年间不断更新而来的。“人家是楼上楼下，我们是水下水上。”她笑着对我说，“尤其船头甲板这处‘庭院’，堪称黄金宝地！”艾玛口中的“庭院”大约四五平方米，上面可以搞各种露天活动。

    闲聊得知，阿姆斯特丹的合法船屋泊位现有2500余个，每一个的价值都堪比北京老城的一套四合院，因为申请一个新的泊位已再无可能。当年的蜗居，如今成了身份的象征。

    受此启发，市政府开始建设水上小区。现已在施泰格岛建成欧洲最大的浮动社区，社区由近百座停泊在水上的独立浮动房屋组成，楼高三层，屋顶有太阳能板发电、雨水收集系统，出行有共享电动车。

    建筑内部则对标陆地房屋，宽敞的卧室与浴室等一应俱全，网络互联与供暖一个不少。

    在阿姆斯特丹北部的一处废弃造船厂，14艘老旧废弃船屋被改成新创企业办公空间——德瑟维尔船屋社区；城内一片废弃的工业区则被改造成名为“干净的船”的可持续漂浮社区……这些，都是与水共生的新实践。目前，该模式已在马尔代夫、法国、挪威等多个国家开了花。

    为了应对环境变化，阿姆斯特丹人正在开展气泡屏障技术试点、水下未来城设计。前者可以收集河里的毫米级微塑料污染物；后者则探索利用城市地下的排水管道，提供停车、购物和休闲空间，即“水下城市”。

    阿姆斯特丹人用漫长实践积累着经验，日子久了便找到共生之道，开启与水和谐共处的好光景。

来源：解放日报